一、为全球治理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治理现代化方案

从全球化的视阈来看，当前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方兴未艾，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给全球的发展与治理、人类的生产与生活带来从时间到空间、从本质到方式、从内涵到外延的沧桑巨变，也使各种全球性挑战与不确定性因素日益突出。

大时代需要大视野，大变局需要大治理。新时代的中国应为全球治理提供一个具有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色的行政治理现代化的方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我们要顺应时代大势，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加快推进中央部署的这个“行政治理现代化”方案的落实。具体而言，就是要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深化“放管服”改革，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捷高效、公平可及的公共服务，推动各项行政改革“落实落细落地”，集中力量推进现代治理领域变革，促使行政治理现代化的体制机制更加成熟和定型。在这方面，国际上许多具有正义感、不抱偏见的人士都对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和行政效能予以积极评价。基于此，颇有必要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和行政治理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系统总结，从而为全球治理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治理现代化方案。

二、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经历了从机构精简、权力下放，到效率提高、职能转变，再到制度创新与治理现代化这样一个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的逻辑发展过程。

（一）“三个导向”

近些年来，按照中央的部署，政府职能转变依循三个导向深入推进，一是坚持“市场导向”，而不是“行政导向”，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二是坚持“服务导向”，而不是“审批导向”，政府职能由强调行政审批转向强调为公众和市场提供服务；三是坚持“效能导向”，而不是“效率导向”，更加注重行政活动的效果和质量，而不仅仅是强调行政效率。

（二）“三条路径”

政府管理与行政系统主体围绕“三个导向”所推进的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因循着三条清晰的路径：一是在行政理念层面，实现了从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从公共管理到公共服务，再从公共服务到公共治理的转变；二是在价值取向层面，实现了从强调以物为本的“物本管理”（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到强调以制度为本的“制本管理”，再到以人为本的“人本管理”（以人民为中心的管理）的转变；三是在服务目标层面，实现了从服务于经济建设到服务于两个文明建设即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再到服务于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建设，最终到服务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建设的转变。

（三）“三个转型”

为了回应和解决好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从中共十八大到十九大以来的这段时间，行政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围绕治理现代化总的目标任务，行政行为模式进行深度转型：一是在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向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转型；二是在强调“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前提下，向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转型；三是在强调“法治化国家”的前提下，向进一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型。

三、行政体制改革深化的总目标：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正如《决定》所指出，国家行政管理系统承担着贯彻党和国家决策部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管理社会事务、服务人民群众的重大职责。必须坚持一切行政机关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要完善国家行政体制，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体制机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围绕“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行政体制改革深化的总目标， 应从以下三方面具体推进：

一是推进行政治理体系和行政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聚焦于行政体制创新和行政执行力；二是推进机构精简、权力下放、职能转变、效能提高、制度创新的行政改革系统集成，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系统集成，聚焦于行政治理协同；三是推进政府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聚焦于依法治国与依法行政的付诸实施。

总体而言，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化社会；完善市场必定是法治化市场；有效政府必定是法治化政府；现代治理必定是法治化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