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中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小平同志两次谈的“制度”是不一样的，第一次谈的是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第二次谈的是由各方面制度组成的国家治理体系。从小平同志谈制度的先后顺序和对制度的定位看，党的领导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和关键，是四梁八柱之骨架和顶梁。

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实际上已经落实到了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党和国家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十三五”时期要实现“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更大进展，各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这表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任务，而实现这个重大任务的关键是党的领导制度。

第一，肩负伟大历史使命使党成为人民群众的领导核心。党的十二大提出“三大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三大历史任务”，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发展了三大历史任务的内涵，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党的初心使命。归纳总结党的文献和习近平总书记相关讲话精神，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至少包括推进国家和平统一、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人民民主，实现文化繁荣兴盛，等等。这些历史使命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客观存在的利益最大公约数，这一点与西方现代国家建构的逻辑起点不一样。从历史合力论角度看，凡是能代表和实现这个公约数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制度就会变成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

如果把党员、干部比作“一滴水”，那人民群众就是汪洋大海，一滴水回到大海永远不会干涸，一滴水回到沙漠瞬间就会干涸。中国共产党秉持“一滴水回到大海永不干涸”的哲理，党员、干部来自群众，又必须回到群众中去，党群关系是同心圆。习近平总书记在解释同心圆的概念时指出：“什么是同心圆？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动员全国各族人民，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①

党群关系是同心圆。党代表了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群众的领导核心和同心圆的圆心，人民群众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差异是这个同心圆长短不同的半径，党群关系同心圆不同于西方政党多元主义。如果用这个理论来解释，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三个必然结论：党越是能与人民群众通过协商达成共识，越能够找到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从而巩固领导核心地位；党越能通过千百条线索同人民群众联系起来，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方面，就越能照顾人民群众最大的差异性；管党治党、治国理政越能贯通最后“一公里”，越容易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最强组织力和领导力。

第二，中国共产党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党领导国家的体制。我们党和国家的关系不同于西方政党和国家的关系，有人说我们是党国体制（party state），其实，我们是党领导国家的体制（party -led state ）。在西方话语中，党国体制是一个极其负面的概念。1954年制定的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而工人阶级的代表是共产党，这就明确规定了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的主要机制包括：民主集中制是根本领导制度、党的领导小组是根本领导机制、党组是党的领导组织、党的工作机关实施政治思想组织的领导。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充分体现了党的全面领导原则，党的职能部门与其他部门职能重叠的地方要实行归口领导、归口管理，有的部门还要实行合并设立、合署办公。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融进了单一制治理结构之中，成为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世界上超过一亿人口的国家，绝大部分都实行联邦制，中国有近14亿人口，却用单一制作为国家权力的组织原则，而且还很成功，许多人想不明白。其实，这个成功的秘密就在于党的领导，离开了党的领导，中央和地方就会打架，这个单一制结构瞬间就会崩塌。这表明，党的领导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芯片”，必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这就是十九届三中全会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基本理论，四中全会提出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也体现了这个理论。

第四，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成为社会治理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历经磨难、曲折，依旧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要归功于党高度重视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这两个传家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命进程中形成了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这两个传家宝，把政治建设的成果变成了正义的力量，把思想建设的成果变成了真理的武器，再把正义的力量和真理的武器交给了人民群众，最终汇聚为推动社会革命的不竭源泉。中国共产党在“一大”纲领中就郑重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现社会革命”。而每一次社会革命的结果，都必然把真理的武器成功转化为中国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的武器，把正义的力量成功转化为中国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的动力，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螺旋上升，直至把革命进行到底。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么剧烈的社会变迁为什么中国社会没有乱？原因很简单，党的政治功能为社会转型和社会治理提供了方向，党的服务功能为社会转型和社会治理提供了活力，党的组织力为社会转型和社会治理提供了秩序，这三者保证了中国基层社会面临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却保持功能协调、有序运转。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政军民学，主要讲的是国家治理，属于“事”；东西南北中，讲的是人民群众，属于“人”。党领导人和事，体现了党领导一切。

简而言之，党的理论优势、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之所以能够转换为国家治理优势，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品格。其中，党的初心使命保证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道德性，党的科学理论保证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科学性，党的群众路线保证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人民性，党的旷阔胸襟保证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开放性，党的组织力保证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保证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革命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之所以能够转换为国家治理效能，关键在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其中，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前提，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制度是在一个近14亿人口的大国中成功确立单一制原则的根本保证，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保证了各治理主体步调一致、协调行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各项制度彰显了国家治理的目的和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制度确保了国家治理的成效，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是实现善治的政治保证。一句话：中国之治，离不开中国之制；中国之制，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之志。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