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闭幕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会议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作出的决定，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有理论上的新概括，也有实践上的新要求，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最突出的有三点：一是突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突出党的领导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当中的统摄性地位；二是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凝练、概括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根本保障所在，是“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所在，也是坚定“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三是体现强烈的问题导向和鲜明的实践特色，既阐明必须牢牢坚持住的重大制度和原则，又部署推进制度建设的重大任务和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守初心不忘来时路，担使命走好未来路。认真梳理70年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形成发展的过程对我们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把我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提供制度保证十分必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凝聚着党和人民的智慧，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借鉴了我们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根据地执政的宝贵经验。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阐明了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不符合中国情况；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为新中国国家制度的构建和发展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新中国后的70年经历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

第一个历史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党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这29年，党领导人民建立的国家制度，总体上适合中国实际、适应我国当时的经济基础，虽然还存在初创阶段的不成熟、不完善，但它开创性地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是很了不起的。

第二个历史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前，我们党鲜明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及其他体制改革，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历史新起点。40多年来，党带领人民积极推进党的领导体制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军事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的活力和效率不断提升。

第三个历史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为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有力保障。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积极推进党和国家制度及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主要是：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健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党中央成立了多个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健全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党的十九大后，对党和国家机构进行改革，在构建和完善党的领导体系、政府治理体系、武装力量体系、群团工作体系上迈出决定性步伐。

坚持和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建立健全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的制度机制。完善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度，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健全党和国家监察制度，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建设特别是司法体制改革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展开。加快重点领域立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日趋完善。

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在各级人大新设置专门的社会建设委员会。党中央先后印发一系列推进协商民主文件，使这一民主形式广泛运用于国家政治社会之中。

此外，在完善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方面制度上，也都取得历史性进展。

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时间，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辛探索，在国家制度建设上取得历史性成就。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梳理和概括了一整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使党处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地位，实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坚持党要管党，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致力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

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

坚持一切行政机关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让人民群众满意，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形成了包括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为主要内容的基本经济制度；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

坚持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的城乡民生保障制度体系；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生态环境保护、资源高效利用、生态保护和修复、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共同发力、一体推进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人民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党中央，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确保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的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制度；

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坚定推进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和平统一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事工作体制机制；

以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为目的，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国家监督体系。

这13个方面既是我们从70年的实践中梳理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取得的成就，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谱，为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决定》要求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以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要求为参照系，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总体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借此机会，我有以下几点体会和大家分享。

第一，《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领导一切的。着眼于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全会提出6方面要求，一是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二是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三是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四是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五是健全提高党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六是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这六个方面构成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基本要素，必须全面建设好，始终坚持好，不断完善好、发展好。

第二，《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为了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完善发展，全会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点方向和工作重点，包括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支持和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联系，健全人大组织制度、选举制度和议事规则等。

第三，《决定》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发挥人民政协作为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的效能方面，全会特别对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建设，健全相互监督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自觉接受监督、对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实施专项监督等机制做出部署。

全会对坚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方面，对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完善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的落实机制，丰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等作出部署。

第四，四中全会一大创新就是把分配方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由这个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决定的，主要包括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分配方式和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基本经济制度是经济制度体系中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部分，对经济制度属性和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决定性影响。多年来我们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决定》在此基础上，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所有制的性质决定分配方式，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三项基本经济制度、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互促进。这一重大创新，是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鲜经验的一个科学总结，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丰富和发展，成为新时代我国构建更加有效管用、逻辑贯通、衔接匹配的经济制度体系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三项基本经济制度形成稳定的铁三角，将为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更大发展，经济行稳致远、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制度支撑。

《决定》在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部分也有新的重大创新，将原来提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改为“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控制力、抗风险力，这是根据新的国内国际形势新变化新特点给国有经济发展提出的新的要求。

第五，《决定》提出，要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特征和基本属性。实施更大范围的对外开放，就是要优化对外开放的空间布局，包括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完善内陆开放布局，加快自贸试验区、自由港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实施更宽领域的开放，就是要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包括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全产业扩大开放，加快金融、电信、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开放进程，在更多领域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等；实施更深层次的开放，就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包括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等制度；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这几年我们开放力度是很大的，营商环境改善也是显著的，在全球化出现逆风和回头浪的形势下，中国的制度型开放必将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新贡献。

第六，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增强国际竞争力，根本要靠科技创新。《决定》突出强调了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制度支撑。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公关新型举国体制，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结合起来，以健全国家实验室体系为抓手，加快建设跨学科、大协作、高强度的协同创新基础平台，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二是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三是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积极发展新动能，强化标准引领，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科技的竞争主要是人才的竞争。《决定》特别强调弘扬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健全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改进科技评价体系。这些对于充分尊重和极大调动人才第一资源的创造精神，十分重要。

第七，《决定》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提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这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方向，并对从广度和深度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重要部署。重点是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完善产权制度。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必须抓紧完善相关制度。《决定》要求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切实加强产权保护。近年来，党中央推动纠正一批涉企产权冤假错案，起到了很好的稳定和改善预期作用。同时创新驱动对加强产权保护提出更高要求。针对侵权行为赔偿标准过低、难以形成震慑的问题，《决定》提出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强企业商业秘密保护。

二是完善要素市场配置。针对我国要素市场发育滞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范围有限、要素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新型要素相关市场规则建设滞后等突出问题，《决定》提出，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这就要求在全国加快推进土地、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决定》强调了“知识、技术、管理”作为生产要素，反映了现代经济中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上升的趋势，特别是首次增列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反映了随着经济活动数字化转型加快，数据对提高生产效率的乘数作用凸显，成为最具时代特征新生产要素的重要变化，要建立健全数据权属、公开、共享、交易规则。

三是健全市场规则。公平竞争是市场高效配置资源的前提，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是市场经济天敌。《决定》强调，要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强和改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为此要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健全破产制度。把竞争政策摆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决定》提出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探索建立集体诉讼制度”。

四是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建设新时代高标准市场体系，要有助于资源、要素、经济活动的空间配置合理高效。在城乡方面，《决定》提出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这是在城市化深入推进和农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对城乡发展体制机制提出的新要求；在区域发展方面，提出构建区域发展新机制，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强调坚持区域协调发展首先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各得其所，同时形成区域之间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有利于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开辟动力源。

总之，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是一项重大决策，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办好国内事情的关键之举，是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彰显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重要之举,必须要落实好。

新中国成立70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确保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我们一定要按照四中全会的部署坚持好、完善好、发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