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 许耀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要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行政理念创新、政府职能转变、治理体系重塑、体制机制改革、行政流程再造、治理能力提升等方面。当前，推进新时代行政体制改革，应力推三大举措，也就是办好三件事。

一、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建构和完善新型党政关系

新时代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焦点问题是认识和稳妥处理党政关系。2018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指出：“统筹设置党政机构。根据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要求，科学设定党和国家机构，准确定位、合理分工、增强合力，防止机构重叠、职能重复、工作重合。党的有关机构可以同职能相近、联系紧密的其他部门统筹设置，实行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整合优化力量和资源，发挥综合效益。”《决定》要求把职能相近、联系紧密的党政机构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突破了以往既有的党政模式，建构了新型的党政关系。众所周知，西方国家实行“党政分开”，苏联搞的是“党政合一”。但无论是“党政分开”模式还是“党政合一”模式，都不符合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一套机构和职能统分明确的党政协调制度，形成适应现代化治理需要的新型党政关系，才能发挥执政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核心作用。以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实行党政机构改革，就是建构“党政统分”结合的一种新模式。所谓“统”，就是把党政关系中那些必须联系的部分坚决地整合起来；所谓“分”，就是要区别职责不同，避免以往“党政合一”弊端造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按照“党政统分”新模式对党政机构进行整合重构，改变了原有党政两套机构重叠交叉、重复设置的“双衙门”体制，更好地实现了集中协调、职责分工，提高了行政效率。

当前，以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进行中央和地方的党政机构改革，难点在于必须弄清楚党政机构为什么要合、也要分，怎么合、怎么分，这当然应取决于机构职能本身的要求。在具体的整合过程中，还要避免过度合并倾向以及合并后如何分工合作的问题。

二、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建设治理有效的政府

从2001年开始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到现在还未根本解决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依然在路上。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治理、环境保护等职责。在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环境保护等领域，要多运用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为人民群众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履行好社会治理职能。在经济管理与资源配置领域，政府部门应破除“权力迷恋”情结，该退的坚决退出，放权给市场和中介服务组织，充分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发挥作用。同时，需要政府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解决市场外部性问题，保护劳动者、消费者的安全、健康等权益，维护好“绿水青山”的生态环境。政府部门应进一步精简环节，规范行政程序、行为、时限和裁量权，提高政务公开水平。推动政府向社会放权，制定中介服务清单，促进中介服务规范有序发展。

必须努力建设治理有效的政府，深化“政务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应转变观念和服务模式，深入整个服务链条中，立足用户办事方便，从“政府端菜”转为“用户点菜”，基于用户体验推动创新。例如，应全面梳理涉及群众办事的政务服务事项，推进政务服务的协同化、便捷化和智能化，切实做到“证件联用、信息联通、服务联动”，力促“群众跑腿”向“数据跑路”转变、“条块分割”向“整体联动”转变、“群众来回跑”向“部门协同办”转变，以人民为中心来优化服务。据调查，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需要办理400多个证件，多数证件只用一次。因此，减少和清理证件应成为精简的重点，从而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努力建设治理有效的政府，还要降低政府成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中的“降成本”和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也应该包含降低政府成本。作为行政管理活动中所支付的费用总和，政府成本主要包括政府机构日常行政管理费用，也包括公职人员的工资、奖金等。目前，我国财政供养人员有国家公务员和教育、医疗卫生、科研、文化等公共服务部门人员。据《经济参考报》披露的数字，2014年底为6400多万人。这几年由于出去少、进来多，现在据说已达到7000万人。政府成本和社会治理成本越来越高，长此以往一定会被拖垮，需要进一步精简机构和财政供养人员，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三、再造政府运作流程，构建“互联网+”协同共享体系

构建整体型政府治理体系和实现跨部门业务协同，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治理创新与行政体制改革的大趋势。李克强总理提出，站在“互联网+”的风口上要顺势而为。当今的“互联网+”，促使各层级、区域、系统、部门的界限都可以被信息技术打通，集约化的信息数据应用模式让权力从分散走向集中，集中式的政务云平台使机构从部分走向整体，网络化的线上线下大厅使服务从破碎走向整合，能够有机协调与整合政府系统内部管理业务，关联业务流程，供给办事企业和群众无缝隙且非分离的整体型服务。近年来，以浙江省“最多跑一次”为代表的行政体制改革，就是“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的生动实践。行政工作依靠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信息平台等，完全被信息智能所涵盖，为民办事更加快捷方便，日常行政事务甚至可以实现无人化，这是发生在行政管理领域的一场伟大的革命。推进构建协同共享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不容懈怠。为此，必须对传统业务流程进行重组。在组织结构方面，重新分配部门权力与资源，从“以职能为中心”转变为“以公众为中心”，下一步的政府机构改革中，可考虑设立“首席信息官”（CIO），增进各个部门间的信息共享。业务协同可以应用加密的政务资源交换共享平台，连接特殊部门、垂管部门，如公安、海关、工商、税务等，以“互联网+”构建“开放服务平台+协同共享平台”的全国联动一体化体系。以高层改革意志和技术强制力，破解条块分割、部门壁垒带来的不利于跨部门业务协同的权力配置，真正实现信息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数据资源的共享利用，促进政务信息跨地区、跨层级、跨部门的畅通流动和业务高效协同。

许耀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